凌晨一点，整栋别墅剩陈安的房间没关灯。

他坐在书桌前，面前摊着一本账册和几份刚从湾仔带回来的文件，右手肌肉还有点酸痛，但写字已经不成问题。

这不是第一次他碰接触账本，但这一次和以前不同。

几天前，阿光递给他一本账本，说：“别带走，现场看。”

上面密密麻麻写的并不是普通货品，也没有走私电子表或香烟的字样。全是编号、简写、重量与进出数字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他问。

阿光没看他，只回了句：“六记的活，别问，记清楚。”

六记全名叫陈永禄，是社团管总账的白纸扇。

早年打架掉了颗门牙，说话漏风，但是算账从不出错，几年前的流水他闭着眼都能说清楚。

记账本上还夹着一张纸条，是六记亲手写的，短短几行字，写得很客气：

“此为湾仔二区‘附档账本’，请安仔先核对应收应付与本季度货物流动数据是否一致，方便后续交接。”

所谓“附档”，不挂名、不对外、不备案。

他没再追问。他从不多问，只管做事。

账册他照抄下来，回去画了图表、列了汇总，再凭印象将每一个编号和其进出频率做了交叉比对。那种看似杂乱、实则深藏规律的流转表，在他眼里是某种可解的密码。

第三天交出去时，阿光看了他一眼：“不错。”

从那以后，送到他手上的文书活变了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陈安几乎每天都在做这件事。

他也不是没脑子。

账目处理到第二周，他就看明白了：这一类编号，利润惊人，动辄几倍起算，而且来货急、去得快，和常规贸易节奏完全不同。

这些密密列着编号和流向，只用一个单词代称——“flower”。

起初他只是机械地做账，但做着做着，那些数字渐渐变得有了意义。

那晚他抬起头，脑子里第一次冒出一个念头：

——原来这种东西，这么暴利。

一克顶十克，一袋抵一月，有时一批货少到放进一支烟盒里，值的钱却能买半套铜锣湾的楼。

这不是陈安第一次接触到“flower”。

他小时候就知道这玩意儿是什么。

城寨里从不缺这种东西，进货的、贩的、用的、烂在楼梯间的，全都有。

以前楼道里常有人睡在废弃沙发上，一动不动，嘴角冒着白沫。有一次他凌晨去倒垃圾，看见有个女人脸朝下趴着，一手还揪着自己的头发，像是临死前特别痛苦。

再靠近一点，他认出那是常在诊所门口晃的翠姐。

几年前他说过，他不碰这些。

那时他不过八岁，陈娟神志不清地坐在铁床上翻抽屉，妄图找到那个不存在的小纸包。

陈安站在门边，冷冷看着那场可悲的挣扎，心里泛着一种近乎本能的厌恶。

他甚至开口说了句：“我长大了也不会碰这些。”

现在他确实没碰。

每一步都干净、安静、没有血腥，甚至可以说得体体面面。

他是这个系统的一部分，一只看似温和、实际上最关键的手——产地、接货点、中转仓、清洗账目，再从某个深夜的后巷流到街头，落在那些人身上。

曾经有一晚，他搭阿光的车去元朗的仓口。

仓门大开，几个赤膊工人正在搬货。货卸得极快，车再开走时，他看见路边坐着两个瘦得脱相的男人，衣领塌着，眼神发直。

让陈安想到城寨里那些人。

他们都是“买家”，用一生换一口高的可怜虫。

而现在，他是站在“卖家”的一侧。

那两个坐在马路边的瘾君子，头也不抬地冲卸货的方向啐了一口，像狗望着屠宰场。

他觉得这些人看上去真像一堆货，瘦、破、廉价，还自带可预估的保质期。

陈安那刻才明白，“商品”不是个贬义词，是一种视角。

从这个视角看出去，他们不过是流动的数字，是货，是通行证，是资源，是交换。

陈娟也曾是沉兆洪的商品。甚至比这些都不值钱。

她漂亮、顺从、容易上手，却上不了台面，根本进不了账，连编号都没有。

在某段时候被用了几次，只留下一条命，一个孩子，一段没人想翻看的烂账。

那天夜里陈安回到家，洗了个冷水澡，又重新打开账册。

心里升起一种很模糊的东西，像是踩到一个没有底的台阶，往下坠的那一瞬，有点惊惧，但也有种诡异的快感。

他还年轻，什么都没有，连身份都是借沉纪雯的光才留得下来的。可如果有一天他可以不靠谁了，是不是他要什么，就能拿什么？

一念至此，指尖忽地一紧。他发现自己在不自觉地扣那页纸的角，边缘已经卷起来。